【讀書】《一桶蚵仔》(下):為台灣人民發聲,質疑美國角色的警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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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桶蚵仔》的寫作

Sneider在文中的翻譯非常直接平實,如Lok-kang(鹿港)、Ho-bi(和美)、Sai-se(西勢)等地名都可以看出當初蒐集資料時由台語直接翻譯的痕跡。文中也提到清代至日治時期均使用的保甲制度為Pao-chia。懂台語的人,在閱讀時應該都會不由自主的聯想當中的台語對話。

他對人物的描寫簡單卻深刻,小說中抓出了幾種50年代的台灣人、外省人、國府官員與外國人典型,例如魚肉鄉民的官兵、淪為強盜的逃兵、被國民黨抓兵的廣東籍軍人、專門為政府粉飾太平化妝的新聞局官員黃保羅(Paul Huang)、國民黨內的「開明派」、同情蔣政權立場的所謂「中國通」老記者希勒、福建人地主和妓院老闆,為老闆打探情報而不惜出賣姐妹的風塵女夏曙(Summer Dawn)以及多名社會底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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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男女的愛慕情愫,亦散見於文中,如李流和福建人地主的女兒、弟弟和周老闆女兒之間,些許軟化了肅殺之氣,也真實呈現多層次的生活元素。

然而短期停留仍不免讓作者在寫作上出現錯誤,例如Sneider將彰化的位置誤為在台中以北。有部份名詞也讓人有點困惑,例如Peace Preservation Corps,應該是保安隊或保安警察的翻譯;Save-the-Country Army,就字面翻譯應該是「救國軍」,但查詢資料顯示,當年的「反共救國軍」係駐紮於中國境內,而非台灣;因此文中所指的部隊應該就是一般的國府軍隊。

另外,Sneider描述平埔族和福建人在沿海地區有明顯的居住區域與職業差異,也有點令人感到懷疑,1950年代初的台灣是否還有如此清楚的分佈差異。

慈悲、勇氣與壓力

曾於2003–2011年間任職東海大學、現執教於美國東北大學的教授Jonathan Benda,應邀為新版書作序,他亦曾於多年前針對《一桶蚵仔》著有一篇論文〈Empathy and Its Others: The Voice of Asia, A Pail of Oysters, and the empathetic writing of Formosa〉,算是對本書相當有研究和了解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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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da在這兩篇文章中指出,Sneider在此書中扮演著「具同情心的美國作家」角色,和當時極力頌揚蔣介石和國府的時代雜誌(Time)、生活週刊(Life)發行人亨利.路思義(Henry R. Luce)以及充斥華府的「中國說客」(The China Lobby)立場截然不同,和其他對國府與所謂「自由中國」(Free China)有幻想的美國作家,更處在天平的兩端。

最佳的比對範例,就是曾獲普立茲獎的《The Voice of Asia》作者James Michener。Michener同樣以二戰期間曾駐紮南太平洋的退役美國海軍軍官身份成為知名作家,但他盛讚蔣介石政府「可能是亞洲最有效能的政權」,顯然與事實相去甚遠。

Sneider返美後曾聯絡《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作者、親眼目睹228事件的前駐台美國副領事喬治柯爾(George Kerr)。Sneider曾向柯爾表示,他在這本書裡完全「從福爾摩莎人的角度來看事情」;其實讀者也可以充分從內容感受到,巴頓就是Sneider的化身。

記者/作家Pat Frank在評述本書時曾形容,書中的巴頓和「中國通」希勒,其實就是Sneider試圖描寫當時兩個心態完全不同的美國人族群。很有趣的是,63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頭檢視華府看待台灣的方式,這樣子的兩種人是否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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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將Sneider出版本書的時間1953年,置放於後二戰與韓戰時期的全球冷戰脈絡下,才能夠了解他承受的壓力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除了前述人士與美國基本國策對蔣政權的支持之外,美國本土當時也進入麥卡錫時期,美國國務院官員公開在聽證會中表示,Sneider不但太過一面倒的同情台灣人,挑戰台灣等於自由中國的概念,更有可能受到共黨影響,成為共黨同路人──Sneider竟成為自己書中被誣陷為共黨成員而遭處決的兩姐弟,世事就是這麼諷刺。

Sneider在1953年10月4日投書紐約時報表示,他知道「在福爾摩莎必須極其小心,不要輕易談論政治」,但他還是懷抱勇氣這麼作了;他另外透露,中央情報局(CIA)一度要阻止此書出版。

在台灣,作者對國民政府的負面批評,對台灣民眾悲苦憤恨、228事件、以匪諜之名濫殺無辜種種慘案的刻畫,以及用周先生來暗喻吳國禎、雷震和胡適等開明派,使本書隨即成為禁書更是毋需懷疑的。Benda指出,根據一項調查,全美各地大學圖書館竟然只剩下264本《一桶蚵仔》,傳言有許多書被國民黨派在海外的職業學生偷走。另外有一名台北美國學校的校友指出,本書當時被披上《麥田捕手》的書套,仍在該校學生之間傳遞閱讀。

美國的角色 台灣的白恐歷史

Sneider寫作此書,訴求的對象是美國人,他透過故事向英文讀者介紹真實的1950年代台灣,同時非常明白的質疑著美國政府和媒體在「台灣問題」上扮演的角色──英文媒體是否向美國民眾傳達出正確訊息?美國政府又是否作出正確的選擇?

和喬治.柯爾與其他曾為台灣人民發聲的西方人士一樣,對二戰後國際安排與台灣民間狀況均有了解的Sneider也認為「你愈了解台灣,就愈不可能不替台灣人民說話」。他在書中透過巴頓援救兩姐弟的情節,以及國民黨「民主派」的立場,對蔣政權和美國政府發出最深沈的控訴。在1953年的背景下敢寫出這個故事,對台灣問題表態,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方面,Sneider在書中作出的好幾個暗示,在63年後的今天似乎沒有任何改變。

美國自二戰後至今,始終在台灣前途上有著關鍵性的作用,而且是台灣人夢想的方向。台灣人在228事件期間向美國人求助,依賴美援支撐戰後經濟,仰望美國民主制度和美國式的中產階級生活。書中的弟弟、周先生和他的女兒,無不希望有朝一日前往美國求學或生活;這樣子的心態,從1950年代到現在,都沒有絲毫改變。

美國政府在1950年代基於國家利益和韓戰現實,在蔣政權和台灣人民之間選擇了蔣介石,在1970年代同樣基於國家利益,擁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21世紀,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人民之間擺盪。儘管就國際現實而言沒有任何疑慮,但是Sneider在六十餘年前所提出的道德因素,甚至是柯爾提出的「被出賣的台灣」,依舊存在著。展望當今世局,Sneider筆下描寫的兩派美國人依然故我。

而63年後的今天,儘管台灣以它的民主成就自豪,白色恐怖時期的真相,數以千計的加害者,依舊和兩姐弟莫名其妙遭到處決一樣的不可解;儘管轉型正義喊得滿天響,大家在面對追究真相的關卡,還是有著息事寧人、勿挑傷痛仇恨的錯誤解讀。也就是說,《一桶蚵仔》所要揭諸的事實、所要扭轉的概念,今日猶在。在讀完本書之後的悲痛,因此而更添一分。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1. Jonathan Benda論文:Empathy and Its Others: The Voice of Asia, A Pail of Oysters, and the empathetic writing of Formosa
  2. Jonathan Benda為本書所寫序言:Introduction
  3. 前衛出版社《一桶蚵仔》 華語版
  4. 前衛出版社《一桶蚵仔》 台語版
  5. Literary redemption, Taipei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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